【《沦落人》小辑】无性的越轨──电影《沦落人》的港式健全主义

2020-06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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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《沦落人》小辑】无性的越轨──电影《沦落人》的港式健全主义


最近广受关注的香港电影《沦落人》,跟早前同获政府剧情片资助的《一念无名》一样,似乎背负着一种宣扬残疾人权利的政治正确目标。在尽力迴避对弱势社群的悲情消费之余,同时更力图展现一种香港人认可的共融精神。当然《一念无明》的叙事风格文艺气质较强,为达成政治正确的目标,就得更迁就复康组织的复元模式立场。《沦落人》则打正爱情电影的名号,剧本只要依据新闻、社会政策的现实基础去写,本该没太大包伏,可有更大的发挥空间,但结果,其爱情观却出奇地来得过份保守。


《沦落人》讲的,是一个基层残疾大叔和一个年轻有才华的菲藉家庭佣工的爱情故事,放在2019年的今日,讲述的基础立足在两个重要的社会参照:第一个顾然是不少电影宣传已题到,一名叫Xyza Cruz Bacani曾在香港当过外佣的菲藉女摄影师,得奖和办摄影展的报导,另一个我想特别指出的,则是香港基层瘫痪残疾人和外佣相遇,背后存在着的一个福利政策基础。在殖民地年代或回归初年,香港并没任何资助基层全瘫残疾人聘请家佣的政策。后来出现的「特别护理费」,资助瘫痪人士聘请照顾者,是在2006年左右,以回应邓绍斌着名的安乐死倡议行动才展开的。由于资助的金额有限,除了聘请外藉家佣,受助者亦没有选择本地佣工的余地。


由此可见,这个发生在残疾人和外佣之间的爱情故事,本来就不是妙想天开,就如在映画手民中,一篇名为何以的作者提到,这段劳资关係是一个公共屋邨所衍生的种种家庭角色实验,在性别、「父权」以外,存在着一种基于特定物质条件的「交换方式」。这个交换的空间,在银幕上,以一个老牌公共屋邨来呈现,但由于以上提到的政策因素,却跟全球化不平等的佣工市场挂了勾。于是透过这种资本条件压缩而成的交换空间,同时亦可变成一个对抗新自由主义规训的,另类(残疾/情欲)实践的异托邦。这个空间既能同时让残疾人自立生活,亦让菲藉女性以global care chain逃避父权家庭的约束。由此,我认为即是这个空间存在着种种权力压迫,仍能展示出一种跨越不同弱势诉求效果(学术上称为身份政治交汇Intersection of identities)的自由主义气氛。


单从这种故事背景的政经因素去看,《沦落人》的故事设置,可以发挥的种族、残疾/性别政治批判潜质,定必远胜香港文艺小说家王贻兴早期的成名作《我所知道的爱慾情事》。然而,即或有了这幺好的背景设计,电影最后出来的效果,谨被一些评论贬为一部良好劳资关係样板戏,究其原因,亦非失诸对政治正确的坚持、正向立场,乃是因为抹杀了其中情感和人性的深度,强调同舟共济的老港互助精神。


诚如陈子云在一篇网誌所言,在《沦落人》中,黄秋生演的主角昌荣身上有着吴楚帆的身影,「令人勾起昔日对香港社群的美好怀缅」。无疑,《沦落人》已算得上一部用心呈现残疾人生活经验的电影,但仔细是一回事,忠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黄秋生的演技如何逼真,当中所呈现的,仍是演员依据一般观众既有的文化期望,所塑造的残疾角色。不单指昌荣并不等同现实的残疾人,还有演员得以演活角色的肢体神态,其所隐含的符号成份,亦涵盖了演员过去在银幕出现过的既有身影。陈子云看到的吴楚帆,其实正是黄秋生在《老港正传》演译过的左向港,而我们在昌荣身上所获得的感动,亦正是作为香港狮子山精神的重要一脉,沿于60年代左派文艺工作者所打造的「中联精神」。


由于知觉障碍,我能研习得到的电影有限,亦略闻中外电影史上,仍有着一些像《午夜牛郎》(Midnight Cowboy)般,讲述残疾、与别种社会沦落人之间相互依存关係(inter-dependency)的经典之作。我想香港的电影研究者,也不妨帮忙回顾一下这个残酷儿的电影类型传统,从而再托阔香港电影的参照光谱。这里,我只能再补充一点点跟残疾福利政策有关的事实──在电影的末尾,讲述昌荣选择把阿莲送走,杜绝了这段关係发展的可能。如果这样解读的话,似乎只能把整段残疾人与外佣之间的恋情描写,视为一种非性化(desexualize)的父女之情。要知道昌荣有否对阿莲怀有男女之间的欲望,必须釐清几个重点──电影早段已有一个看AV片的情节,交代了昌荣并非因生理去势,而全无性欲。如果他对阿莲本有男女欲求,但最后被迫压抑,这抉择倒底是来自妹妹的嘲笑,还是出于对过去父亲角色的依恋,把眼前的爱慾对象,作为儿子的替代物?


我们倘若真要这样理解的话,这里原来还需要依赖多一个假设,就是昌荣的实况,正如他自己所说,全然是个经济意义上的废人,除了食老本,没有可能跟将成为摄影师的阿莲,创造任何同时满足着两个人的Dream (包容经济/情慾共生关係的多元成家想像)?但这个判断合乎事实吗?是因为昌荣跟你说他是废人,你就相信他除了牺牲,甚幺都做不来?那到底,是创作人,还是你,假设了昌荣真的没有开展其他社经状况的条件?


上面已提过,自2006年开始,政府已有资助瘫痪残疾人聘用外佣的政策,虽然电影中,好友阿辉曾谈及,昌荣是靠工伤赔偿过活;但即他花光了所有赔偿,他仍可透过申请综缓,继续以此资助,聘请阿莲共同生活。就当昌荣这种香港基层工友,实在太狮子山下有骨气不肯拿综援了,但在2015年左右,政府已把这项聘请家佣的资助,变成一种鼓励低收入残疾人就业的政策措施。试想想,若好友阿辉开了一间艺术摄影製作公司,聘请昌荣做一些简单的电脑行政工作。而阿莲在摄影系毕业后,回流香港,一面使用这公司的服务,从事无偿的艺术劳动,一面以政府资助,继续履行对昌荣的照护工作。这样的追梦共生团队,不是更励志,更值得政府以残疾人艺术发展基金加以褒扬吗?


当然这种对政策条件如此细密的考量,除了受惠的残疾人自身,并没有任何健全的香港观众、创作人、影评人所能理解的。不是吗,不然的话,为何无论作为观众、香港电影研究者、女性主义评论人的你,仍可以一方面看到电影名义上宣传着所谓的「越轨」关係,但却对这个,似乎显得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禁慾式电影结局,全然无动于衷吧?


记得早前有一个访问,问及作为女导演陈小娟怎样看父权的问题,女导演的回答的大意是,并不觉得以父爱替换性欲,以粗口表达温柔的爱意是一种父权。而事实也是,即再坚持政治正确,昌荣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,若你心思真够细密,充其量说只出于对自身生活的无望,而非父权欲望的实现。从电影的开场至完场,他一直耿耿于怀的,是一种由身体限制所造成的无力感,还记得那个好神奇的,昌荣站立起来去救人的梦吗?梦里透露的,只是一种作为「健全人」的左向港超我,对作为「残疾人』的本我的自我告诫吧?真正压抑着那一切可行的情慾想像,从来不是父权或甚幺异性恋规範,而是一种一直存在于众多香港电影里,被奉为狮子山精神,却秘而不宣的新自由健全主义。


2019-04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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